关于知情同意书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内容，医师如何被教导“同意”病人，如何应对病人“拒绝”医生的推荐的治疗，即患者对医生决策能力的挑战，也包括关于在持续的患者医疗过程中何时应重新协商治疗同意书的讨论。
当患者来到医院时，人们会认为他同意接受询问有关病史和检查。但是，在医疗该患者的过程中，特定检测或治疗干预需要征得同意吗？如果需要特别同意，比如说腰椎穿刺，它必须是书面的，还是口头同意，点头，或只是没有拒绝就足够了？
知情同意中，隐性同意、假定同意与必须获得明确患者同意的地方之间，是有界限。有多少信息符合同意书为“知情”的法律规定，以及我们有多确信患者提供的同意书真正代表了他们对医生提出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的理解和接受？
在做出困难选择的方式上的微妙差异如何影响同意被给予或拒绝的可能性？同意治疗的能力并不总是不言自明的。基于“通情达理的人”和“通情达理的医生”标准——通情达理的人想知道什么，为患者提供应当获得的信息的指导方针。一个通情达理的医生会认为对病人的决定“重要”的是什么？
有时，最需要保护的人无法自行同意医疗或研究。国家监护是这类的典型例子。知情同意程序是否真正引发了患者的偏好，还是仅仅允许患者选择医生确定的对他们来说最可接受(或最不可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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