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律师，有时会接到一些刑事案件，其中不乏为一些死刑犯人辩护。每当结案，都有一种深深的疲惫感，时常会对自己产生疑问，不知道这样辩护是否具有意义。闲暇之余，成文如下，希望能够籍写作理清心中困惑。
案情如下：嫌疑人Z，外出上网至半夜，打车回家，钱不够，与司机产生口角，遂拿出水果刀，刺向司机，最终导致司机失血性休克死亡。Z在第二天就被抓捕归案，他刚过十八岁。
整个案情比较简单，由于他还拿了司机仪表盘上不到一百元零钱，被检查机关以抢劫致人死亡起诉。
我去看守所看他的时候，他很平静。他也知道自己捅了人，只是没有想到会把人捅死，或许他当时也有想过将司机捅死。无论如何，根据Z的供述和询问笔录来看，他并不属于蓄谋杀人，或许该解释为一时冲动，伤人致死会比较恰当。如果起诉罪名成立，他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我们将实际情况与Z说了，他却还是很平静，毕竟对于他而言，死亡显得太过遥远，除非那一天真的到来，否则他大概感受不到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我问他，你后悔不，他漠然的说后悔，但人已经死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并不觉得愤怒，因为我与死者素不相识，他与死者也素不相识，或许在他看来，他只是一时冲动。致人死亡是一种后果，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产生的强烈危害。归根究底，他与死者并不认识，只是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杀了人，等待他的只有法律意义上的审判，他的心还是如同荒漠一般，不会真的认识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Z的意识与后果脱节对我造成了强烈的不协调感。爱与恨是人类最极端也最有效的两种情感，一旦脱离了爱恨，杀人就只变成了一种事实，而事实，通常不含感情，也就难以去做价值判断。
离开了价值判断的法律恐怕就真的只是冰冷的条文了，如果按照程序走完，到头来也只不过是维持了社会秩序。被害人家属很悲痛，社会民众很愤怒，Z的家人同样也很悲痛，因为他们失去了亲人。两名死者和一群不安的民众，事件就真的变成了就事论事。仔细思考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也没有解决：被害人得不到赔偿，民众晚上不敢出门，致害人只是用他的生命抵消了他的过错，他的心充满了绝望与恐怖，在死前是否会有一丝思考呢？没有一个人从中受益，社会反倒变得更加冰冷。如此循环，最终就只剩下机械的适用法律来维护一个空洞的社会秩序。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法律到底是由人来实施的，我们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加入自己的一些思考，人应该成为法律的主人，而不是法律的奴隶。至少对于律师而言，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对于Z，我希望他的眼神不再空洞。无论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我希望他可以从这种麻木的状态中走出来，抽出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他行为的意义。我不愿意看到他冲动地活着又麻木的死去。这样的人生未免有些可悲。无论任何人都有思考的权利，但大部分人往往放弃了。因为一旦思考会很痛苦，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和社会格格不入，既然这样，不如随波逐流。
往往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是应当站在嫌疑人一方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义务，也是律师的宿命。就算嫌疑人罪大恶极，连其家属也抛弃了他，律师还是要试图去理解，就算仅仅是为了辩护做准备。让法律的理性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作为依法办事的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吗。
法律本身代表着人类的一种思考，与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一致，法律的本意也离不开怎样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这一基本命题。既然法律有着追求美好而非全然追求合理性这一特质，作为一切的法律工作者，就不应当放弃思考全然追求程序公平，逃避似得专注于理性思考而放弃了感性体验。作为律师，除了适用法律完成自己的辩护义务，似乎也有必要向全社会解释：为什么法律要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样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否则，民众依然会显得愤怒，犯罪人也依然麻木。他会觉得这是他的命运，他杀了人，就要付出同等的代价，他到死的一刻也依然没有明白被他杀害的这条生命的存在意义。事实上，只要是活着的个体，每个都有其意义，可以不被理解，但必须被尊重，因为这是我们脱离自然性走向社会性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进化，如果离开了对于生命的尊重，我们就又退化为了野兽。律师是犯罪人的辩护人，从某种意义上，是距离他内心深处最近的人，所以他有义务帮助犯罪人理解什么是生命，什么又是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不能解读法条而仅仅是适用法条，到头来问题的本质还是得不到揭示。
所以对于这个案子，我希望最终Z可以认识到他确实错了，他的错误不在于违反了法律，而是抹杀了一条生命，无论这条生命之前处于何种状态，无论Z与死者有无过多交集，至少Z应该认识到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并非社会评价层面上的不对，而是更本质的，对于生命本身被剥夺而感到抱歉。
于我看来，死刑废止与否关键在于能否看到死刑的本质。目前我并不赞成废除死刑，因为民众有复仇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在观念上，也就是对于正义能否得到伸张提出呼吁的权利。如果死刑废止，这种朴素的正义观念会被剥夺，人道主义致力于人性，但它解决不了正义感得不到满足的难题。因此废除死刑从根本上缺乏说服力。无论它的逻辑如何正确，最本质的东西如果无法揭示，注定还是难以服众。
在我看来，死刑废除与否的根本在于犯罪人是否真的意识到其行为的意义。如果他能够从心底对他的行为感到忏悔，自然也就应当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但何谓从心底感到忏悔，这又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刑法的意义在于从法律层面上对此作出解释，遗憾的是法律本身似乎对此也无能为力，所以死刑废止才显得充满矛盾而又无比诱人。
回归到本案，Z的行为的确够得上死刑标准，但是他的精神状态还仅仅停留在惧死与认罪上面，远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是对生命本质的侵害，更无从谈论忏悔。如果当事人本人都无法深刻明晰其行为的意义，又怎么能够指望法律发挥它的教育警示意义，到头来，所谓的刑法还是停留在威慑层面，我们所主张的心灵解放只能无期限的推延。这也是程序的缺点所在。无论何种程序与理念，最终实行的还是人，人本身必须在实行程序的过程中进行思考。这也就对办案律师提出了一个严格而又艰难的要求：你必须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提出自己的思考，并有意识的引导犯罪人去认识并反思他的行为。我们所要秉持的，并非单纯呼吁犯罪人也有辩护的权利，而是更深层的，唤起他们对于罪行本身所破坏的事物的敬畏。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对某种事物感到敬畏，他才可能降低自己的破坏冲动。
这很难，甚至接近于痴人说梦，但我还是想去尝试。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思考更快乐，也没有比思考更痛苦的事了，也因此，这世界充满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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