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引发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区分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淫罪?
关于本案的定性，在审理过程中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人高洪霞、李惠清没有对卖实行人身和财产控制，卖来去自由，且大部分卖是他人介绍或卖自己找上门来的，不是招募、纠集而来的；从卖淫方式看有两种：一是高洪霞、李惠清为嫖客安排卖，二是嫖客到舞厅与卖谈好后与本案有的被告人联系开房间，而被告人高洪霞、李惠清的控制仅表现为不让卖和嫖客随便出去，不请假、不来上班罚款200元。因此，本案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特征，应以容留卖淫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以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其理由是：从司法实践来看，组织卖淫罪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设置卖淫场所，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另一种是没有固定的卖淫场所，只是通过控制卖淫人员有组织地进行卖淫活动。本案符合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具体表现为：(1)有固定的管理人员，并对坐台女、出台女开会宣布纪律，如不请假、不来上班要罚款等，进行管理。(2)为嫖客安排卖。(3)收取费用，明码标价，坐台交30元，出台交50元。(4)统一安排坐台女、出台女吃住。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8年2月，被告人高某1、郑某2租赁昆山市淀山湖镇阿里朗舞厅，并找来被告人李某3做舞厅经理。
1998年3月舞厅营业后，高某1、郑某2先后招募、纠集了15名女青年从事卖淫活动。为了控制卖，由高某1、李某3安排她们统一吃住，并多次开会向她们宣布纪律、规定。高某1、李某3还亲自或安排被告人鲁某4、曹某5、武某6、钱某7用本人或他人的身份证到位于舞厅楼下的淀山湖镇迎宾馆开房间900余次，安排女青年到客房内卖淫数百次。鲁某4、曹某5、武某6明知女青年“出台”是卖淫，仍按照郑某2的安排向卖淫的女青年收取“台费”。王某8则按照高某1的安排予以记录，并保管重复使用的客房钥匙及所收房款。
高某1、郑某2均否认是舞厅的租赁人，郑某2的辩护人提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郑某2是舞厅租赁人证据不足。经查，高某1、郑某2商议租赁阿里朗舞厅时，由于郑某2有前科，不能出面租赁，而由高某1出面签订了租赁合同，实际上是两人共同租赁。故两人的辩解和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高某1的辩护人提出高在共同犯罪中情节较轻。经查，高某1在歌舞厅为部长，负责管理小姐，并安排小姐卖淫，是本案的主犯，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郑某2、李某3辩解称没有纠集小姐进行卖淫，李某3的辩护人提出李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经查，郑某2是舞厅的租赁人之一，安排他人收取“台费”，掌管经济，并通过他人介绍小姐到歌舞厅；李某3是歌舞厅经理，安排小姐进行卖淫，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两人的辩解和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被告人高某1、鲁某4及被告人郑某2的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卖淫达900多次有误，经查，起诉书指控开房登记为900多次是正确的，但是否均为卖淫，难以确认，故被告人的辩解和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曹某5、武某6的辩护人均提出曹某5、武某6替他人开房间不构成犯罪。经查，两被告人明知开房间是卖淫，而实施了该行为，替卖淫提供条件，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符合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其辩护人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被告人王某8及其辩护人提出王某8没有保管重复使用的钥匙。经查，该辩解和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故不予采纳。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某1、郑某2、李某3无视国法，采用招募、纠集等手段，控制多人进行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被告人鲁某4、曹某5、武某6、钱某7、王某8明知他人组织卖淫而予以协助，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1999年5月27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高某1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五千二百四十元；
2、被告人郑某2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八万零五十四元六角三分；
3、被告人李某3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
4、被告人鲁某4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5、被告人曹某5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6、被告人武某6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7、被告人钱某7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8、被告人王某8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宣判后，高某1、郑某2（上诉期间死亡，另行裁定终止审理）、鲁某4、武某6、王某8不服，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高某1上诉称；阿里朗舞厅并非其和郑某2两人租赁、经营，而是系郑某2一人租赁；没有与郑某2招募、纠集15名卖青年，也没有控制任何一位卖青年；没有和郑某2商议、租赁舞厅，因郑某2有前科，被派出所制止签租赁，郑利用我的手去签的合同；所有卖统一吃住，全是郑某2一人安排。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高某1虽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主要的，不应列为第一被告人；本案虽然己经构成组织卖淫罪，且实施的卖淫活动次数较多，但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高某1和其他同案犯的犯罪手段并非极其恶劣，这一点在量刑上应当加以考虑，对高某1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高某1在一审判决后有重要的检举揭发，依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鲁某4上诉称：不应将其列在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第一位；其于1998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7月下旬至9月上旬，请假回家，去北京、上海办事，这期间不可能在舞厅开房间；收小姐“台费”是郑某2安排的，收的钱马上交给郑，我没有留下一分钱；量刑过重。
武某6上诉称：其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房间协助组织他人卖淫；仅收“台费”，情节轻微。
王某8上诉称：不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公安机关彻底坦白交代了自己所做的事情。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高某1、被告人李某3以歌舞厅为掩护，组织安排多人卖淫，其行为均己构成组织卖淫罪，犯罪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上诉人鲁某4、被告人曹某5、上诉人武某6、被告人钱某7、上诉人王某8明知他人组织卖淫而予以协助，其行为均己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原审人民法院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综观全案，上诉人高某1、被告人李某3的行为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原审人民法院量刑偏重。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及各上诉人、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二）项的规定，于2000年4月16日判决如下：
1、维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某1、被告人李某3、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鲁某4、被告人曹某5、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武某6、被告人钱某7、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8的定罪部分；
2、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某1、被告人李某3、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鲁某4、被告人曹某5、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武某6、被告人钱某7、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8的量刑部分；
上诉人高某1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五千二百四十元；
4、被告人李某3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
5、上诉人鲁某4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6、被告人曹某5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7、上诉人武某6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免予刑事处分，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8、被告人钱某7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免予刑事处分，并处罚金氏币二千元；
9、上诉人王某8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免予刑事处分，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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